郭书学

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年文明史的认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年到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中华社会发展的文明阶段。

在距今年至年前，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夏王朝建立后，中华文明从距今年到年期间的各区域文明各自发展、交流共进，转变为由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进程。

早在年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就确认了夏朝是我国历史进入国家时代的第一个王朝。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认夏朝文明是其探寻的最重要方面。夏朝建立于公元前年，大禹是夏王朝的第一代帝（王），其后历经启、太康、仲康、相、少康、杼、芬、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桀等帝（王），至公元前年被商朝取代，夏朝先后存在了年之久。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夏文明放在我国黄河流域下游的平原地区去寻找，遵循了我国史学界长期认定的历史史实。早在20世纪初，我国著名古史学家王国维就已经提出夏朝在黄河下游一带古河济之间的论断。他在所著《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他所说的夏朝都邑，应该包括位于今开封东郊的老丘、濮阳一带的帝丘、安阳一带的西河和山东寿光一带的斟灌等。夏的诸侯国所在地域，大多分布于古河济之间，也就是今河南东部及山东西部一带的平原地区。我们把王国维的这个说法与豫东鲁西一带一些新的考古资料进行比勘，可以发现这里有不少夏朝地域在古河济之间的证据。

对夏代都城的探寻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内容，也是夏文化研究的核心。根据古文献记载，在夏朝年里，其国都先后经过十多次迁徙，至少建立过9个都城。目前，经考古发现的部分夏代都邑，包括偃师二里头等，还不能最终确认就是夏代都城，还存在争议。夏都的最终确认，还需要准确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形成的共同实证。

夏王朝的文明体现在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首先是农业的进步。一般认为，夏朝起始于今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其后逐渐向平原地带转移，这是人类由狩猎、采摘向农耕文明发展的标志。大禹治水，变水害为水利，有力地服务了农耕发展。“仪狄作酒”“太康造秫酒”“杜康造酒”等传说，佐证了当时农业的进步。其次是手工业有了较快发展。随着农业的进步和生产部门的分工，烧制陶器、凿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行业，有了新的发展和分工。夏代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镞、戈、爵等生产工具、武器和容器，出土的铜容器系采用复合范铸成，反映了当时的铸铜工艺已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第三是军事技术不断提高。夏朝建立后，中原形成了统一的部落共同体，并产生了国家机构，有专门征战的军队。大禹征“三苗”，称他所统领的军队为“济济有众”；《尚书·甘誓》是记载夏启征有扈氏的战争动员令，是古代最早的军法。夏朝军队使用的武器，主要是木、石制造的戈、矛、斧、殳和弓箭，也有少量的青铜兵器。第四是服务于社会生活的文化有了明显进步。夏代设有历法官，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发明了今天称为“农历”的《夏历》。后人专门整理的《夏小正》，已经被现代天文学者证实是综合夏代至春秋时期历法知识的古籍。

总之，夏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只是由于历史久远，流传下来的相关文字记载太少，而至目前为止，相关的考古发现也不多，因此对夏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受到了很大局限。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考古技术的提高，夏文化的内容一定会日益丰富，人们对夏文化的认识也会不断提高。

二

如上所说，黄河下游的河济、黄淮一带是夏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夏朝的政治中心（都邑）于大禹后期从（大梁）阳城迁出后，辗转于豫西等地。到第七任帝杼即位后的第五年，又把国都由“原”（今济源）迁至老丘（开封）。《今本竹书纪年》载，帝杼“五年，自原迁于老丘。”《春秋地理考实》载，“今河南陈留县北四十五里有老丘城。”老丘位于今开封城以东不远处，与战国时的大梁城仅20公里之隔。

帝杼定都老丘（开封）后，继续向东、向东南扩展领土。杼精明干练，率兵打仗，发现敌人擅长射箭，就用兽皮制做甲，让士兵穿上防身；他改进了用于进攻的矛，使之成为攻击敌人的利器；他专门训练使用长矛和盾牌的军队，与敌作战接连取胜，夏军的战斗力由此大为增强，向东一直打到“东海之滨”，向东南则占领了江淮地区。夏朝的统治范围大规模扩大，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很快走向了兴盛繁荣阶段。这一阶段不仅对中原地区的开发至关重要，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夏代对后世的影响。这位在“少康中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慧眼识地定都老丘的第七代帝杼，成为可与大禹、少康比肩的一代英君。

夏以老丘为都历经杼、芬、芒、泄、不降、扃等六帝（王）。杼传子芬，帝芬进一步将夏朝推向鼎盛。《今本竹书纪年》（卷上）记载：帝芬即位的第三年，“九夷来御”，御即朝拜。东方夷族到夏朝国都老丘参拜、朝贡，表明夏的势力已达东方。帝芬十六年，在夏朝西部，帝芬乘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混战之际，进一步向西扩展势力。帝芬三十三年，重新分封位于今安阳之西的有苏国,“封昆吾氏子于有苏”，使其再度成为夏的势力范围。

帝芬之子帝芒继位后，效仿大禹以玄圭祭天和祭祀黄河。古人认为此乃祥瑞之兆，表明国家强盛。帝芒还前往东方巡守，直到东海，表明夏的势力控制之远。帝芒还对周人的先祖后稷等部族进行分封，使夏朝的势力达到今陕西北部至甘肃东部一带。

帝芒之子帝泄在位期间，夏王朝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帝泄对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始加爵命”，表明东夷各族已经承认了夏王的君主地位，夏王朝对东夷部族有了策命予夺之权。

帝泄之子帝不降在位期间，继续向西北扩张。帝不降六年，“伐九苑”，将夏势力扩张到了甘肃中部的草原地区，获得了“牧畜之利”。

帝不降于在位59年后，“逊位于弟扄”。帝扃在位时发明了扃键、锁钥等保护财产的工具。帝扄号曰帝禹、高阳，皆是前代圣王称谓，可知帝扃也是一代贤王。

夏都老丘时代的六帝（王），帝杼在位17年，居老丘12年。其后五帝：帝芬44年，帝芒58年，帝泄22年，帝不降59年，帝扃21年。六帝以老丘为都的总时间共达年，囊括了夏朝整个兴盛繁荣阶段。由此不难看出，夏都老丘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所占有的分量。

老丘是夏朝都城中的最大都邑，首先看几座已发现的尚存争议的夏都或夏城情况。一是登封郜城镇的大禹阳城，是一座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是一座拥有宫城、城墙和护城壕的大型都城。二是在禹州瓦店遗址发掘的夏启都城“阳翟”，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型城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是一座拥有护城壕、城址中部建有大型建筑的城址。三是在河南新密发现的新砦遗址，被确定是一处面积约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其城壕内面积约70万平方米，设有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四是夏朝后期迁都的“斟寻”为今二里头遗址，总面积在万平方米以上，是一处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五是少康迁都的原邑，即位于济源庙街村西的庙街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

上述通过考古发掘确定的几座夏都，均是夏朝初期的都邑，为都时间最长者不超过50年，均不具备建造较大城邑的时间背景。而帝杼定都的老丘城，正值夏朝步入强盛阶段，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和建筑技术的提高，存在着都城面积逐步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夏朝以老丘为都历经五代六帝年，几乎占了夏朝立国建都时间的一半。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不可能不修建一座规模巨大的都邑。

郑州商城遗址坐落在郑州管城区，根据考古发掘，郑州商城遗址达25平方公里，城垣平面为长方形，周长米，是目前发现的商朝仅次于殷墟的庞大都城。部分学者认为是“汤始居亳”的亳都，属商代早中期都邑，所处时间为公元前年左右。

夏都老丘与已探明的郑州“商城”相比较，两者存在时间前后仅百年之隔。郑州“商城”存在了百余年，是商朝前期最重要的城邑；老丘是夏朝最重要的都邑，存在时长余年。按常理分析，夏都老丘无论如何不会小于郑州“商城”。当代探明的郑州“商城遗址”是25平方公里，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当年的老丘城只会大于25平方公里，极有可能是一座规模庞大、坚固宽阔的城邑。

相较于夏朝的其他都邑，老丘城应该建设有二到三重城墙，外加护城河作为防御体系；城内建有宫城及大型宫殿式建筑，并拥有制陶、制铜、制骨、制玉、纺织等多个手工业作坊区。

三

公元前年，夏朝都城从老丘迁移。80年后，夏朝也被商朝取代。根据战国时的编年体史书《左传》相关记载，废都老丘的最后消亡应该是在春秋战国之际。此后，在漫长的时间里，有关老丘的研究记述不绝于册，而历经河流尤其是黄河的淹淤，老丘遗址只能无奈地沉眠于开封东部地下，距今天地表深度大约在10米~15米。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推进，对老丘的探寻和研究也显得日益迫切。

夏文化及其夏都老丘在开封的存在，早已引起当代学术界及考古部门的高度重视。年和年，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与开封博物馆考古部、杞县文物管理所合作，在开封杞县境内共试掘、发掘了段岗、鹿台岗、朱岗、牛角岗和竹林5处遗址。除鹿台岗和竹林遗址之外，其他3处皆发现有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段岗遗址位于杞县高阳镇段岗村北部，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以夹细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多浅灰。夹砂陶和泥质陶皆胎体中厚，胎质细密，绝大多数为轮制。纹饰以中绳纹为大宗，包括杂乱绳纹、以及为数不多的细绳纹等。主要器形有圜底中口长腹罐、花边口沿罐、捏沿罐、小口矮领瓮、平口瓮、大口尊、箍状堆纹缸、浅盘和深盘、深腹簋等。

朱岗遗址位于杞县城东朱岗村边。该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分夹砂和泥质两类，以夹砂者居多，泥质所占比例较小。陶色以灰色为主，其他褐、红、黑诸色仅占7.11％。绳纹所占比例最大。还有少量的箍状堆纹加绳纹、花边口沿加绳纹、旋断绳纹等。其他较典型的纹饰有方格纹、细绳纹、麦穗纹、坑窝纹以及浅方格纹、浅麻状绳纹等。豫西二里头文化颇为流行的鸡冠耳和花边口沿在这里可见看到。

牛角岗遗址位于杞县西南12公里的高阳镇牛角岗村北。该遗址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其次为泥质灰陶，其他质色者少见。器表纹饰以中绳纹者最多，次为方格纹和坑窝纹，其他尚有箍状堆纹和附加堆纹，磨光和素面者较少见，鸡冠状鋬和花边口沿常见。印痕深且不规整的坑窝纹因未见或罕见于其他同类遗址而极具特色。器物种类较多，主要有中口长腹罐、大口长腹罐、盆、花边圆腹罐、圆腹罐、瓮、大口尊、捏沿罐、箍状堆纹缸，其中以中口长腹罐最多。

通过对杞县段岗、朱岗、牛角岗3处遗址出土陶器种类及陶质、陶色、纹饰等仔细观察分析，与相关文献记载的“老丘时代”的起止时间基本吻合，初步得出开封地区是夏文化中心区域的基本结论。

对夏朝都邑老丘的探寻，开封市文物部门也付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年春季，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配合“连霍高速”开封段建设工程的文物勘探中，在位于“国都里”村北1.5公里的刘京寨村中，曾探至一处分布范围较广的文化层堆积，部分探孔在距地表约12米左右的深度，出土有显具夏、商时期文化特征的残碎绳纹陶片等物。年9月，在国都里北的刘京寨村的西部和北部，北距连霍高速公路约米~米的区域，共布机械钻孔14个。其中在第10号孔和第14号孔探到了与年勘探近同的文化堆积层，该堆积层距地表深约10.5米~12.8米不等，土质为青灰色沙质土，包含大量的灰色绳纹陶片和颗粒状的砖瓦块等物。

由于开封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截至目前，相关的考古发掘还不如人意。但已经获得的考古成果告诉我们，曾经是夏朝统治中心的开封，地下深埋着丰富的夏文化遗存。对于已发现的文化遗存遗迹，理应认真地加以保护。我们期待着更有价值的考古新发现。相信随着遥感技术等探测手段的运用，老丘城的最终发现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明显加强了对夏文化的研究，开封也为此付出了努力。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年，开封被我国权威学术部门确认为是重要的夏都。

夏文化对开封来讲既是历史荣耀，也有不可旁贷的保护利用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必须加强对夏文化的研究，加强对夏都老丘的考古探寻。要凝聚相关研究力量，定期召开研讨会，不断拿出新的成果；要利用多种手段搞好宣传，提高人们对夏文化的认识；要通过深挖夏文化，尤其是深挖与开封有着密切关系的老丘文化，来丰富自身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而提高开封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当前，开封正在实施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宏伟战略，而发展文化旅游需要源源不断的文化资源来支撑。作为开封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重要开发价值的夏文化，应视为重要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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