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从王屋山走向世界

文/姚景强李立政

火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我国成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的标志之一。众所周知，火药是中国人发明并从中国走向世界，但未必知道是在王屋山发明继而走向世界。本文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探索论述，揭示了由我国古代炼丹术而引发的火药的发明对人类文明和世界的贡献，并且揭开了火药从王屋山走向世界的千古之谜。

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古代，就有很多发明创造。特别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被称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更是举世闻名。就火药而言，它则是源于中国古代道家和道教徒的炼丹术。

古人长期的炼丹实践，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化学和医药学的发展，而且由炼丹术而引发的火药的问世，又使古代军事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然而，谈到火药，世人皆知是中国人发明的，并从中国走向世界。其实，从微观上讲，大量事实证明：火药，是在王屋山发明并从这里传播出去继而走向世界。从这一点上看，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王屋山可谓写下了辉煌一页。

中国古代的炼丹术最早源于王屋山

我国的名山大川众多。位于河南省济源市西北部的王屋山，为何能成为中国古代炼丹术的发源地呢？这是因为远古时期，在自然科学很不发达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崇祀鬼神，巫师、卜筮盛行，逐渐形成了天神、人鬼、地祗的鬼神体系。尤其是先秦时期的道家所追求的长生不死和修炼成仙的理想，把仙境理论作为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仙境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天下名山都有神仙居住。王屋山早在古代就是中国九大名山之一，并集雄、秀、险、奇、幽为一身，正是想象中的人间仙境，自然也就成了道家人物采药炼丹、修身养性以求得道成仙最为理想的场所。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则与道家方士们的苦心修炼密切相关。所谓修炼，修者，乃修行也；炼者，即指道家方士们的炼丹活动。而炼丹术，通俗地说，就是炼制丹药的法术或方法。现代研究道教的学者一般认为，中国道教的形成，大约始于东汉。其实，道家先于道教。中国道教思想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为远古的时代，距今约五千年前轩辕黄帝在王屋山设坛祭天的故事，就是对仙境理论的一种尝试。

据《王屋山志》记载：“传说轩辕黄帝久战蚩尤不克，乃于王屋山天坛顶筑坛祈天，求破蚩尤之策。上帝命西王母降于天坛，召来东海青童君九天玄女，授帝以丹经、阴符册，遂击败蚩尤，天下一统，海内晏然。随后，黄帝按照广成子所说至道之精要，入山修炼，曾在王屋山炼成九鼎金丹，飞洒流丹于鼎湖（今河南灵宝境内），拯民于饥疫之中。最后乘龙飞升，成仙而去。”[1]《黄帝九鼎神丹经》还被收录于《道藏》一书。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是中国古代最早在王屋山炼丹并且富有成效。

由于王屋山特殊的地理优势，继轩辕黄帝之后，更令道家人物心驰神往。尤其是道家学派的创立者、被称为道教祖师的老子李耳，曾在周朝为官。面对当时周王室日渐衰败的局面，毅然辞官归隐王屋山修炼。至今，王屋山主峰天坛顶上的老子炼丹池尚存，济源市区奉仙观内立于唐垂拱元年的太上老君石像碑依在，太上老君炼丹成仙的故事仍在民间广为流传。这里所说的“太上老君”，就是人们对老子的尊称。

太上老君石像碑

从轩辕黄帝到老子李耳的炼丹活动，足已说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炼丹术，是源于王屋山的。需要指出的是，古人炼丹非常保密，一般各自为战，秘而不宣，直到公元二世纪，我国才有了炼丹术的记载。这一时期，也正是我国道教的初创时期。道教作为“国产”的宗教团体，是以黄老学派（黄帝、老子）为思想基础发展而来的。因此，在修炼过程中，无疑把黄老的炼丹术也进一步发扬光大。可以说，从汉魏道教之初创，到唐代道教之极盛，历代道教宗师、名流，几乎都把王屋山作为神山、圣山，自选形胜进行修炼。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王屋山终年香火浓浓、丹火熊熊，经久不衰。正是由于炼丹家们这种契而不舍的精神，才使炼丹术得以传承，并在不断的炼丹实践中为后来火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王屋山的炼丹实践孕育了中国古代化学

从远古时期轩辕黄帝在王屋山炼丹，到唐代火药的发明，岁月悠悠，路途漫漫。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岁月里，无论是先秦时期的道家，还是汉魏之后的道教，古人为何总是前赴后继，甚至耗尽毕生精力去炼丹呢？据说那时的人们认为：没有五谷，人就要死；金丹是上品神药，对人的补益万倍于五谷，人服之后，身体就会借助丹药，像黄金那样坚固，长生不老。这种违反科学的理论，不仅普通百姓信之，就连一国之君的帝王也深信不疑。早在秦朝，秦始皇就多次派人出海寻仙访药。可是派出的人不是有去无回，就是无功而返。有人统计，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炼食丹药而死的就有14位之多。尤其是在道教盛行的唐朝，从立国到灭亡的余年间的21位皇帝中，至少有6位皇帝因服食丹药中毒而丧命。他们分别是：唐太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其中唐穆宗最为短命，服食丹药中毒驾崩时年仅30岁。

就炼丹术而言，古人在长期的炼丹实践中，先后运用过两种：一种是外丹术，另一种是内丹术。所谓外丹术，即用炉鼎烧炼铅、汞等矿石并掺和草木药物，配制成能使人服食之后“长生不死”的金丹或药金、药银。实践证明，采用这种方法炼制的丹药，并未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因此，北宋以后，外丹术渐趋衰微，道教徒们转为修炼内丹。内丹术近乎于气功的意念，是把人体的某些部位比作炉鼎，以人的精、气、神为药物，经过一定的炼养步骤，使精、气、神在体内凝聚成大丹而致“长生”。内丹家认为，精是基础，气是动力，神是主宰。修炼要以神驭气，以神炼精，使精、气相合而成“大药”。金元时期，全真道力斥外丹，专主内丹，王屋山道教也遂改以修炼内丹为主要修炼方术。现代科学认为，内丹术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身心修炼方法，通过调动人体自身的功能，改变人的生命过程，从实践中探讨了人体生命的奥秘，揭示了人在修炼中的心理和生理变化，对人体科学和中华气功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我们在肯定内丹术的同时，也应该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对外丹术进行审视和评判。也就是说，尽管外丹术本身追求“长生不死”是不科学的，也曾招致许多人因服食丹药而丧生，但是，长期的炼丹实践，虽未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却对我国古代化学和医药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真可谓歪打正着，“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2]

纵观王屋山的炼丹实践和众多道家或道教人物的炼丹活动，如果我们排除炼丹术中尤其是外丹术的消极因素，应该说在历代炼丹家中，东晋的葛洪在推动古代化学和医药学方面，可谓成果颇丰。葛洪是东晋著名的道学理论家、炼丹家和医学家。他在总结前人炼丹经验的基础上，采集植物、矿石，开炉炼丹，并在炼丹活动中观察了大量的自然现象，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客观上为后世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年葛洪曾修炼于王屋山抱朴坪。在这里，他一边炼丹，一边著书立说。其所著《抱朴子·内篇》，既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又道炼丹方术，《辞海》称其为“具体地记载了炼丹方术，为现存的历史时期较早的炼丹术著作。”[3]可以说，葛洪的这部著作，是研究中国道教炼丹史和古代化学史的重要史料，归纳起来，他在炼丹过程中所炼制出来的化学物主要有密陀僧（氧化铝）、三仙丹（氧化汞）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化学成份为三硫化二砷）和雄黄（化学成份为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可以结晶的现象。葛洪和其他道教徒一样，原本炼丹是想炼出长生不死的仙丹。当然，这种仙丹是肯定炼不出来的。但他在炼丹的过程中，却发现了矿物质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炼丹家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炼丹术的化学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葛洪可谓跨出了炼丹的误区，走近了科学，并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因此，有人说葛洪实际上已经发现了最早的火药制作方法。我们则认为，葛洪仅仅是发现和分析了炼丹中爆炸的原因多是硝石和硫磺与其他混合物引起的，而并未在量和度以及掌握火候的冷与热上去做实验，安全有效地制造出火药。他所撰写的《抱朴子·仙药篇》也多为一些仙家炼制丹药的方法。当然，他的化学成就应当肯定。

我们说，王屋山孕育了中国古代化学，也不仅仅是葛洪一人的贡献，而是炼丹术作为古代一种文化现象，还有历代众多炼丹家们的参与和实践。王屋山对中国古代化学的贡献，还表现在比较成熟的炼丹工艺上，即把炼丹术分成火法和水法两种。所谓火法，就是冶金性质的无水加热法，而水法就是溶解法。但是，无论是火法还是水法，都必须有一套设备和工具。于是，炼丹家们就设计制造了丹炉、华池、坩埚子、抽汞器、蒸馏器等。这些设备和工具，经过一代又一代炼丹家的实践和改进，变得更加完善。直到今天，现代人进行化学实验的一些设备，就是由古人炼丹设备的工作原理改进而成的。涉足号称“天下第一洞天”王屋山的炼丹家们尤其是后世炼丹家们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概括起来说突出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把矿石、金属经过化学处理，炼成“长生药”的研究；二是想把普通金属变成黄金、白银的冶金研究；三是把植物制成“长生药”的研究。基于这种认识，经过反复实验，观察到了上百种物质在炼制过程中的变化，对许多单质、化合物的物质组成、性质，有了深刻的了解，为后世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如果研究化学，你便会发现，现代化学用人工合成化合物的方法，也是来源于炼丹术。比如：早在公元二世纪，《周易参同契》一书里，就有炼丹家把红色硫化汞加热分解成水银，将水银和硫磺掺合加热、升华变成红色硫化汞的记载。这是化学史上最早的人工合成化合物的方法。再比如：在水法炼丹中，古人还取得了许多至今仍然有效的化学工艺。例如：他们把酸碱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统一起来加以运用的方法，利用溶解度不同制取药物等。还有，炼丹家异想天开想变铁为金，结果没有得到金却发现了在水溶液中金属可以置换的规律。这就是后来水法冶金胆铜法的起源。

总之，追根溯源，事实雄辩地证明：现代化学正是在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且与王屋山有缘。这是王屋山对人类的贡献。但是，我国古代炼丹术中最为辉煌的化学成就，远不止综上所述的这些方面。真正值得国人自豪和骄傲的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才是源于王屋山的炼丹术对于世界文明最伟大的贡献。

中国的火药是在王屋山横空出世

火药作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基本含义是以硝石、硫磺、木炭或其他可燃物为主要成分，点火后能迅速燃烧或爆炸的一种混合物。因为硝石、硫磺在古代都是药物，混合后易点火并猛烈燃烧，因此称为火药。那么，中国的火药是在何时何地又由何人发明的呢？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影响中国的种文化》一书在介绍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时明确指出：“由汉代到唐代，炼丹家们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大胆的试验，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却在炼制仙丹的过程中发明了火药。唐代炼丹家们于公元年首创‘硫磺伏火法’，公元年又创‘伏火矾法’，这两种配方，已初步具备火药的成分，在理论上近似4KNO3+S2+6C→2K2S+2N2+6CO2公式。在此基础上……我国首创的黑色火药便正式出现了。”[4]从该书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中国火药的问世最早是在唐代，即公元年。文中虽然没有点明是何人在何地发明了火药，但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常识》教科书上，在《古代文化》一章中则明确指出：“火药是我国古代的炼丹家在炼制丹药时发明的。唐朝的孙思邈，最早记下了把硝石、硫磺、木炭混合在一起制成火药的配方。”[5]这种火药的配方，即指“硫磺伏火法”，亦称“伏火硫法”，最早见于孙思邈在唐永淳元年（公元年）编著的《丹经》一书。而“伏火矾法”则是在清虚子于唐永和三年（公元年）编著的《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一书中记载的。而在宋代人编纂的《诸家神品丹法》卷五中，均有“伏火硫法”和“伏火矾法”两种配方的记载：

“伏火硫法”的配方是：硫磺、硝石各二两，今研。右用硝银锅或砂罐子，入上件药在内。掘一地坑，放锅子在坑内，与地平，四面却以土填实。将皂角子不蛀者三个，烧令存性，以钤逐个入之。候出尽焰，即就口上着生熟炭三斤簇煅之，候炭消三分之一，即去余火，不用冷，取之，即伏火矣。

“伏火矾法”的配方是：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片捺，以土冢之，候冷取出。

从以上两种配方看，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清虚子把孙思邈的三个皂角换成了三钱半的马兜铃。而从属性上讲，皂角和马兜铃都是含炭的物质。这说明，两种配方都具备火药中硫、硝、炭三种最主要的化学成分。因为本文本章所要证明和探寻的核心问题是谁最先在何地发明了火药，还因为从时间上讲，孙思邈的“伏火硫法”早于清虚子的“伏火矾法”年，所以，无论清虚子是否在王屋山发明了火药的配方，也就不属于我们的探讨范围了。

那么，孙思邈是在何地发明了火药的呢？提起孙思邈，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孙思邈（公元—），是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代著名道士和医学家，世称“药王”，博通百家之学，尤好老庄，兼通佛典。历史上，尤其是在民间，人们往往注重他在医学方面的贡献，都知道他所著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医学著作，千古流传，成为祖国医学特别是中医学宝库的珍宝。遗憾的是，除学术界外，却很少有人提及孙思邈时，说他是中国古代火药的发明人，甚至在多种版本的有关孙思邈的传记中，也未曾见到他发明火药的记述。而我们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孙思邈不仅是我国最早发明火药的人，而且发明火药的地点，就在王屋山。

欲解孙思邈在王屋山发明火药之谜，时间的切入点是一个关键而核心的问题。《影响中国的种文化》一书，明确指出了“唐代炼丹家们于公元年首创‘硫磺伏火法’”[6]，即火药发明的配方，而“公元年”这一关键的时间切入点，可以佐证一个事实，即孙思邈的《丹经》是在这一年完成的。否则的话，他在“公元年”发明了火药配方，他又同时在这一年仙逝，怎么会有《丹经》问世呢？遗憾的是，据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千金方》一书介绍：“《千金方》（包括《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是孙氏惟一传世之作。”[7]按此说法，《丹经》一书应和孙思邈的其他著作一样早已失传。但是，只要火药的配方和《丹经》的问世是在“公元年”，这就说明孙思邈与王屋山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中医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主任张其成，在年1月为济源市政协文史资料第6辑《王屋山药王觅踪》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曾说，他研究孙思邈多年，过去只知道孙思邈曾被唐太宗、唐高宗多次诏为国学博士、谏议大夫而均予谢绝，唯于咸亨四年（年）任承务郎执掌尚药局，可是一年后，即上元元年（年）辞疾请归，直至寿终这一段时间究竟归隐何处，却成为一个难解的谜。直到20世纪的最后一个金秋，他到济源参加“王屋山古文化研讨会”并实地考察了王屋山上的孙思邈坟茔，才知道这里还是药王孙思邈终老的地方。也就是说，孙思邈晚年辞官归隐之后，从唐上元元年（公元年）至唐永淳元年（公元年），是孙思邈人生的最后8年。如果说孙思邈人生的最后8年是在王屋山度过的，并且仙逝后埋葬在这里，这将对研究《丹经》的成书时间，即记录火药配方的时间，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时间段。我们的依据如下：

第一，孙思邈晚年定居王屋山，史料有载。据《王屋山志》记载，孙思邈“长期隐居在终南山修炼行医……晚年历太行而王屋，结庐王屋山翠微庵，采药行医，济世活人。”[8]清《济源县志》中明陈贵《游王屋山记》在提到孙思邈晚年在王屋山活动时，也有这样的记载：“宫西北山，云是聚虎坪，坪下翠微庵，昔孙真人曾于此置货药坪。”[9]孙真人者，唐太宗为孙思邈的封号也。文中的“宫”即指王屋山三宫之一的清虚宫，刻有“翠微庵”三个大字的巨石今日尚存，落款处是“孙真人题”，即孙氏手迹。

第二，孙思邈坟在王屋山，有据可查。孙思邈一生遍游天下名山大川，坚持在民间采药行医，解除百姓疾苦。因此，在他死后，很多地方都建有孙思邈墓或药王庙、药王祠。这些都是百姓的崇敬之举。单就孙思邈坟墓而言，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述他卒葬何地。《王屋山志》在记述孙思邈的卒葬地时说得非常明确：“永淳元年正月初五日仙逝于林山（注：地名）红泥坡，享年岁。王屋山孙真人坟尚存。”[10]值得指出的是，文中的红泥坡，是孙思邈的仙逝地，孙思邈仙逝后就埋葬在这里。后因建孙真人庙而改称庙岭。另据《济源市志》载：“孙真人坟，位于市区西27公里大店河西岸的孙真人村西北庙岭上……坟前有孙真圣庙……庙貌幽谧。”[11]该志还载，孙思邈死后，“宋徽宗游王屋山，追封为‘妙应真人。’”[12]应该说，作为区域性方志，在记录人物和事件上更为具体翔实，是比较权威的。至于其他地方的孙思邈坟或墓，应是衣冠冢或者说是空穴。

第三，孙思邈卒葬王屋山，符合其生前的择地准则。由于孙思邈精通百学，深谙阴阳之道，所以他在晚年早存择地安居、养生延命之志。他在《千金翼方卷第十四·退居》中把“择地”视为第一。他说：“山林深远，固是佳境，独往则多阻，数人则喧杂。必在人野相近，心远地偏，背山临水，气候高爽，泉水清美，如此……便可构居。若得左右映带，岗阜形胜，最为上地。地势好，亦居者安，非他望也。”[13]且看他隐居择地的翠微庵：位于王屋山清虚宫北方，背靠“天下第一洞天”王屋洞，左倚秦岭山相护，右有天坛山延伸之脉拱卫。翠微庵前还有一条玉带——清虚河，从门前曲流而下。可谓山青水秀，人野相近，乃世间稀有风水之宝地。再看孙思邈的卒葬地，据《济源县志》载：“洞南峰水环秀者，是真人茔也。”[14]这里的“洞”即是王屋洞。孙思邈坟距他生前居住的翠微庵约6公里，位于王屋山主峰天坛山东麓庙岭的怀抱中。当地称孙真人坟是沿用了唐太宗的封号。坟茔和孙真人祠皆坐落在大自然恩赐的一片红土浮丘之上，三面环水，左右岗阜相抱，在茂密的森林和葱茏的草木映衬之下，使这里显得有些高深莫测的神秘色彩。曾有古诗赞曰：“上有轩辕御爱松，下有潺潺流水声。如诗如画神仙地，浑然天成造化功。”由于孙思邈选择的居住地和卒葬地皆符合他的择地准则，才使得他人生的最后8年安逸而充实地在此度过。

第四，王屋山在道家和道教人物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对孙思邈具有强大的感染力。除轩辕黄帝、老子李耳外，历史上第一个为《老子》作注的河上公、总管王屋洞天群真的清虚真人王褒、在曲阳水上得《太平青领书》的于吉、道教上清派第一代宗师魏华存等道家和道教早期的著名人物，都曾在王屋山隐居修炼。孙思邈是个跨越朝代的人物，生于隋而卒于唐。隋唐统一国家的形成，使南北方道派之间得以相互交流，促进了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唐王朝建立之后，皇室崇道之风骤起。统治者尊奉老子为李氏之祖，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敕道教为国教，由此而带动道教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众多道教的修炼者，正是在这种道风日盛的社会背景下涉足王屋山的。王屋山特殊的社会地位，同样会对崇信道教的孙思邈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因此，一生遍游名山大川的孙思邈，为何不选择其它名山而在王屋山定居并度过他人生的最后8年，这正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另外，王屋山还是一个天然中药库，山上珍奇动植物、名贵中草药多达余种。古人曾有诗云：“草生福地皆为药，人生名山总是仙。”这对信奉道教，以采药行医、炼制丹药为己任的孙思邈来说，当然是个最为理想之地。于是，孙思邈便一边采药行医，一边炼制丹药，著书立说，与王屋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综上所述面面观，足以揭开一个千古之谜：唐代的孙思邈是在王屋山发明了火药，而且是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那一年——公元年。

中国的火药从王屋山走向世界

孙思邈在唐代发明了火药之后，经过炼丹家们的不断改进，我国首创的黑火药便正式出现了。这是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一大贡献，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更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马克思曾经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15]

火药是军事革命的先声。这也许是当年孙思邈发明火药时所没有想到的。因为孙思邈炼丹，主要是用于中草药所解决不了的外伤，他本人是反对服食丹药的。其所著《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毒并杂治》篇中曾告诫人们：“余自有识性以来，亲见朝野仕人遭者不一，所以宁服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16]“五石”即指炼制丹药五种矿物质。但是，火药发明之后，这一古代科技领域的最新成果，却往往最先运用战争。正如恩格斯在《炮兵》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发明火药并用它朝一定方向发射重物的是东方国家……在中国，还在很早的时期就用硝石和其他引火剂混合制成了烟火剂，并把它使用在军事上和盛大典礼中。”[17]中国火药的发明并用于军事，从而使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又出现了火器的声响与弥漫的硝烟，不仅宣告了冷兵器一枝独秀时代的结束，而且预示着人类战争史上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的来临。据史料记载，北宋仁宗时编写的《武经总要》中就有火药用于军事的记载，人们开始用火药制造突火枪、火炮等。几乎在这同一时期，士兵出身的唐福，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运载火器——火箭。随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也更加广泛。从元朝到明朝，在枪、炮获得重大发展的同时，其他种类的火器也有很大进步。仅明代兵书《武备志》里就记载了火药、火炮、火铳、火箭、火牌、喷筒、火球、火兽、火器战车、水战火器、地雷等火器余种。但在清代之后，尤其是1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火器的发展却大大落后于西方，在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古书上记载的火器

那么，中国的火药是什么时候传入西方、走向世界的？现在公认的中国人正式把火药应用于军事大约在公元10世纪，即北宋初期。那时，正当火药兵器在中国战场上雷鸣般轰响的时候，西方国家尚对火药一无所知。中国火药的西传，是经阿拉伯人完成的。大约在公元八、九世纪时，我国的炼丹术传到了阿拉伯。就在这一时期，火药的主要原料之一硝石，也传到了阿拉伯、波斯等地。在十二世纪后，阿拉伯等国的书上才提到硝。阿拉伯人把硝叫作“中国雪”，波斯人把它叫作“中国盐”。制造火药的方法，大约是在南宋时传到了阿拉伯的。据说还与成吉思汗的远征有关，当时进入中东地区的蒙古军队使用了各种火器。从此，也就是从十三世纪开始，火器和它的制造方法也传到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有一种阿拉伯的兵书上说，那时候最先传过去的火器有两种：一种叫“契丹火枪”，是和敌人交手时用的，一种叫“契丹火箭”，是远射用的。为什么中国的火器，要在前面冠以“契丹”之名呢？因为早在公元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把中国称为“契丹”。“契丹火枪”和“契丹火箭”，就是我们中国发明的火枪和火箭。阿拉伯人从而学会了火药的制作方法。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和欧洲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等到欧洲国家学会制造火药和使用火器，我国早已使用了几百年了。

明代红夷大炮

中国的火药传入欧洲，使战争的样式、规模、强度都有了新的变化。这些影响是深刻的、广泛的，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十四世纪，火药与火器传到了西欧和中欧，现在任何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这种纯技术的进步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革命。”[18]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指出：“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精锐的火炮在欧洲的工厂中制造出来，装备着威力强大的火炮的舰队，扬帆远航。”[19]由此可见，中国的火药和火器，不仅对欧洲军事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欧洲社会的变革和科学的兴起以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7世纪西班牙制铸造青铜舰炮

如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火药的用途也越来越多，同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喜庆的鞭炮、焰火到工农业生产，从国防装备到航天登月等等，都离不开火药。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火药是从王屋山走向世界的呢？

让历史记住王屋山吧！

让世界记住王屋山吧！

后记

王屋山文化博大精深，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在进行不断解读。本文仅对我国古代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造纸等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初步作了一些专题研究。

早在几年前我们在探讨王屋山古文化时，隐约发现火药的产生很可能就在王屋山。于是格外留意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又十分谨慎反复求证，生怕由于个人对家乡的偏爱给人留下牵强附会之虞。随着调查研究的步步深入，从葛洪在抱朴坪炼丹发生爆炸事故，到各地学者一致公认孙思邈晚年熟练掌握火药炼制技术，的的确确都曾发生在王屋山。另外还有道教十大洞天中，王屋山号称小有清虚之天，由清虚真人王褒治之，而在完整记录火药各种配方、器具、炼制方法的唐代清虚子，难道与王屋山就毫无关系吗？但此已偏离火药之主题，故文章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论证。凡此种种，我们说“火药从王屋山走向世界”，还是很有些底气的。

当然，“道理越辩越明”。学术研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拙文仅是一家之言，希望识家多提宝贵意见，以便课题研究能够沿着正确轨道更加深入完善。

[1]济源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王屋山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86

[2]郭春艳，郑婷.编译.增广贤文.合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9：25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4]张秀平.影响中国的种文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4：

[5]宗震益，黄尔修.历史常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6]张秀平.影响中国的种文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4：

[7]唐·孙思邈.千金方.北京：华夏出版社，：封一

[8]济源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王屋山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9]萧应植.清·济源县志·卷十五·艺文.乾隆二十六年：十七

[10]济源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王屋山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1]济源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济源市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2]济源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济源市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3]唐·孙思邈.千金方·千金翼方卷第十四·退居.北京：华夏出版社，：

[14]萧应植.清·济源县志·卷十五·艺文.乾隆二十六年：二十

[15]宗震益，黄尔修.历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66

[16]唐·孙思邈.千金方·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毒并杂治.北京：华夏出版社，：

[17]张秀平.影响中国的种文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4：

[18]张秀平.影响中国的种文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4：

[19]张秀平.影响中国的种文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4：

姚景强（—），男，河南济源人，河南省济源市文史委副主任，济源市王屋山古文化学会副理事长，济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文史资料和古代文化研究；李立政（—），男，河南济源人，高级工程师，河南省济源市旅游局原副局长，济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旅游文化和上古文化研究。

本文原载四川大学《老子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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